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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亲历记

 

(根据韩爱晶口述整理)

文/韩爱晶 2015年05月16日 来源:红歌会网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按】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尤其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官僚主义、山头主义、自由主义及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脱离人民群众等现象,而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又得到了有意无意的袒护与迁就,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因而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巩固人民政权的初衷,决定通过文化大革命形式进行一次全面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整顿,并由上而下地开展“斗批改”活动,将脱离人民群众的权利夺回来。有人评说,这无亚于开辟一场具有特殊含意的“全面内战”。这场运动之初,当然会引起双方乃至多方势力的激烈较量,又由于是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环境下展开的,各种投机政客、野心家以及敌对势力也就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当时,某些势力为转移斗争大方向,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及敌对势力也趁火打劫、寻机破坏,故意煽动、诱导不明真相的学生或群众进行打砸抢烧。在如此局面下,也就出现了对立的两大派或多派组织,并同时伴有武斗冲突。正像毛泽东所说:这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坚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说明毛泽东对掌控大局是心中有数的。为及时制止群众内斗、及时惩治趁机捣乱的不法分子和各种犯罪行为,毛泽东发出“革命大联合”及“革命委员会好”的号召,将文化大革命重新引向正轨。但当时北京几大院校的派性组织,视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武斗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学生甚至还向中央派去的解放军、工人宣传队开枪。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谈话,陈明厉害,并指出方向。
  五大红卫兵领袖分别为: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谈话从凌晨3.00时开始,至8.30时结束,长达五个半小时。
  这篇谈话记录不过叙述了一段文革情节,不足以窥见文革全豹,但足以澄清一些被今人歪曲了的事实。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右)向陈伯达汇报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陈良问:“怎么好?”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

  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着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韩爱晶(中)与蒯大富(右)受到江青接见

  聂元梓、我(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

  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着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是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

  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就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点雪茄。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按:一些高校无视中央号召继续搞武斗,主席非常生气,但此时并没有直接训斥在座的头头们,而是利用另外一种口气令其反思。)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按:他们还真不敢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按:已相互对峙近两年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按:言外之意,难不成你们要在学校打一辈子?)‘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

  毛主席说:“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凯丰。”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略)”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Art of War 就是兵法,Art of War Sunzi 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按:韩爱晶记录稿用的是译音“阿特密尔”和“阿达密尔孙子”,明显是纪录时听觉上有误,实际译音应为“阿特沃尔”。编者将此处译音改为原英文。)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科,××学科,××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按:主席之所以牵强地把那种批斗人的方式从根源上揽罪到自己身上,是在强调一种禁令。此后,那种批斗人的方式被杜绝。)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按:相对于彻底结束近两年来的整个武斗乱局而言。)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清华大学蒯大富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按:主席对各地派性组织做了调查,此次把五大头头找来解决派性和武斗问题,是下了决心的。)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按:“镇压”红卫兵,此指派解放军、工人宣传队去院校制止派性对立、解散武斗组织、拆除武斗工事等,而有些学生组织不知何人所派,声称背后有黑手。此段话,用另外一种口吻阐明自己解决派性对立及武斗问题的决心,也是即将下达严厉指令的一种缓冲。)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说:“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康生说:“你韩爱晶……(略)”姚文元说:“韩爱晶……(略)”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右一)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按:“井冈山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多在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人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按:他们并没有说什么)。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按:主席意思,这无非是他们当中一些人涉及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被放出的那些人并没有继续涉及有组织的政治事件。)……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按:搞武斗者)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按:主席意思,中央不是搞突然袭击,事先早已多次通告你们,可你们不听,我只好如此。)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按:指这次工人、解放军的行动。)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按:主席面临挑战性问题,总是这种性格。实际上,这种以退为攻的回答方式,更具有不可侵犯性。)

  江青说:“……(略)”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按:此段话是重复给蒯大富听的。)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按:指工人、解放军针对广西武斗组织的包围。)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的、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他们忙啊!”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按:后一段话,是长辈人在训诫晚辈时惯用的一种故意放纵任性的口气,言外之意:不管你们了,你们这样打下去有何意义吗?)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按:即斗私、批修、然后散伙走人。)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按:指与国民党斗争年代。)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按:师范学校还是要办的。)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按:主席的这段话很有作用,此后各部队、机关、工厂、学校等部门,纷纷建立面向内部广大员工开放的图书馆或阅览室。)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按:指出现两派对立)。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说:“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比我还宠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按:即“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做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说:“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江青说:“……(略)”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黄作珍说:“……(略)”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蒯大富说:“我不行。”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第四条,大打)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略)”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他们)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盆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只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根据韩爱晶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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