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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萧子升的一段往事

 

文/李子迟 来源:新浪网 2015年06月05日


  萧子升,又叫萧瑜,还有个绰号“萧菩萨”(这是毛泽东给他取的),1894年生,比毛泽东小一岁;今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与毛泽东是正宗老乡。1910年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与毛泽东成为同学、好友。1911─1915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上学(比毛泽东高三届),与毛泽东仍是同学、好友。1915-1919年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创建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两人堪称知己。

  当时湖南一师的杨昌济教授(杨开慧、杨开智姐弟之父,后来成了毛泽东岳父)有三位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朝夕相处,友情深厚,人称“湘江三友”。但后来前两位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后一位却信仰了无政府主义,所以人生事业终于分道扬镳,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但在友谊上倒并未绝然翻脸。萧子升的弟弟,即著名作家萧三,与毛泽东也是东山学堂、湖南一师同窗和多年好友。

  1919年萧子升赴法留学,1924年回国,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因当时国共已彻底闹翻)。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抓,他曾想办法营救,但没成功。先后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不是人民大学前身的那所)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49年大陆解放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了欧洲的法国、瑞士。当时李石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萧任馆长;由于该馆于1951年搬到乌拉圭,萧也于1952年跟着去了,并从事文化教育事业。1976年,萧子升在这个南美小国里与毛泽东同一年去世。

  萧子升在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看来,他长年流亡海外,思念祖国,很渴望叶落归根,却终未实现,遂成了其人生一大遗憾。

  1959年,萧子升在海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后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详细描写了1918年前后他与毛泽东两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五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的传奇经历。这在湖南叫做“打秋风”,跟讨米是差不多的。

  其间,他们去过宁乡境内古老的沩山,及其著名的宝刹“密印寺”。至今在该寺仍有一个景点,叫“毛泽东留宿处”。曾跟随毛泽东达15年之久的李银桥,在其《卫士长谈毛泽东》一书中讲述了这段神秘往事。萧瑜在国外所写的《与毛泽东行乞记》(另一译名)书中,也印证了这件事。

  我在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国药准字》里,亦提到了这件事。我借男主人公姚湘之口讲述道:

  当年毛泽东还在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利用暑假和萧瑜去搞了一次徒步的湖南全省社会调查。这次社会调查很有特色,两人身上不带分文,全靠替人写字换来食宿。

  有一天,他们来到沩山“密印寺”,要求面见方丈。那些和尚看他们叫化子般的穿着,便有些鄙视,说方丈不随便接见客人。由于他们一再坚持,就答应把由毛泽东和萧瑜两人签名的一张便条送给方丈。没想到约莫10分钟时间后,递送便条的和尚即回来说,方丈愿意与他们谈谈,并且请他们立刻前往。

  方丈禅室清静简朴,四壁摆着经书。方丈看似50多岁,面目慈祥,合掌施礼,然后请两位青年席地而坐。他注视一番来客,然后用手指着说:“这位施主是毛泽东,这位施主是萧瑜吧?”

  “你怎么知道?”毛泽东和萧瑜不胜惊讶。

  “两位施主是签了名的。”方丈瞟了一眼桌上他们签名的纸条,说:“毛施主一个字要占两三格,而萧施主一个格能写两个字。字如其人的道理,贫僧略知一、二。”毛泽东和萧瑜两人相视一笑,心里暗暗佩服。

  后来,他们谈了佛经、中国古代典籍,方丈还留他们吃了斋饭。饭后,丈方好奇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身无分文地走呢?”

  萧瑜说:“我们有心不费一文钱。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也是一文不名的吗?”

  毛泽东则说:“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草根百事可做。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大师身子微微一震,闭目合掌,嘴里翕动着。随后,方丈望着萧瑜,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对萧瑜大讲佛教的美德,但萧瑜不感兴趣。当方丈委婉表达规劝萧瑜皈依佛门之意时,萧瑜立刻断然拒绝道:“我凡心未了,研究学问,愿以改造中国为目的。”

  方丈遗憾地说:“只怕萧施主今日不留沩山,日后也难留中国。”

  萧瑜问:“何以见得?”大师垂首,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15年之后,作为故宫高级管理人员的萧瑜,因盗卖国家文物,携款潜逃,真的流亡国外,终老南美洲的乌拉圭而不能归华,这是又一神奇应验的后话。

  “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又望着毛泽东。这一次大师像是把萧瑜给忘了,只盯着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是有人信它了。”毛泽东随口答道。

  “简单了。”方丈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阐扬。第二,历史上中国的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不以为然:“我以为不是天性,而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大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大成至圣先师文王),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阿弥陀佛!”方丈望定毛泽东,郑重地说:“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不解。“阿弥陀佛!”大师闭目垂首,再不作答。

  对故事中的一段话,“15年之后,作为故宫高级管理人员的萧瑜,因盗卖国家文物,携款潜逃,真的流亡国外,终老南美洲的乌拉圭而不能归华,这是又一神奇应验的后话”,大概很多人并不理解。

  原来,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发生过一起著名的“故宫文物被盗卖”案件,萧子升亦被卷入了进去。此案当时影响甚大,见诸各报刊。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竟长时间信以为真。但后来的调查证明,萧子升是清白的,这一切源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构陷。80年代,《光明日报》对此还刊出过专门的考证文章,为萧洗清冤屈。

  可问题是,萧子升既然不是“因盗卖国家文物,携款潜逃,真的流亡国外”,那他为什么仍然长达数十年一直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南美,尽管思念心切、望穿秋水而并不归华、不归湘,最后客死异国、死不瞑目呢?随着当事人久已去世,这便成为永远的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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