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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义士就义时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文/陈明忠 吕正惠 来源:观察者网 2016年04月22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陈明忠
  对于今天的台湾来说,陈明忠是异类,对于大陆来说,陈明忠是陌生人。然而这位老先生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无悔”。作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陈明忠的人生经历是坎坷的,但对于后来者,也是宝贵的。从他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看到了那一代台湾人对回归祖国的渴望。
  为了留存这份宝贵的人生经历,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明忠口述回忆录《无悔》发行。4月16日,由三联书店主办的《暗夜行路:从“二.二八”到今日台湾的政治生态》在北京举行,邀请陈明忠、吕正惠、汪晖、高金素梅、蓝博洲等两岸学者,共同回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探讨了关于二·二八、“台独”、两岸关系等话题。本文为陈明忠和吕正惠两位台湾前辈对话整理,由三联书店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特此感谢。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只是二等国民

  吕正惠: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希望在陈先生的普通话很普通,希望我做一些翻译。我想先解释一下陈先生的普通话为什么讲成这个样子,大家就会有一种同情和理解。他本来是讲闽南话的,上学的时候上的是日本人的学校,是学日语的,所以他会讲闽南话和日语。台湾光复后,他要学普通话、学国语的时候,就被抓去关了。监牢里面有很多外省的人,全国各省的口音都有,所以他的普通话是在很奇怪的环境里学出来的,声调不准,咬字也不清楚,请大家理解。

  陈明忠:我的祖先是跟郑成功一起去台湾的,所以我的家乡是在台南。光复以前我是学日本话的,读日本学校。中学上的是高雄中学,那算是高雄县最优秀的学校,一班50个人里面台湾人只有10个。很多都是城市的人,像我这种乡下的人很少很少,所以我们班的导师说高雄中学最差的学生就是陈明忠。我小学时代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希望将来当日军上将,骑白马,威风凛凛的。但这个希望到了高雄中学完全颠覆了,为什么?我被人欺负,动不动就挨打。他们说我态度不好,什么地方不好我也搞不清楚,他想打你就打你。有一次,和日本人打架我打赢了,可是教室前面关门,后面关门,干什么?结果十几个人围起来打我一个人。最后讲了一句话,你跟日本人打架可以,但不许打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冲击,我以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想当日军上将是这样来的。跟日本人打架但是不能打赢,让我开始慢慢了解到我原来不是日本人,我是二等国民。

  在高雄中学的时候,我第一年考得不大好,我平时在家里讲闽南话,日本话是听得懂,讲不好。家里有钱,我可以买日文杂志,可以读,也可以写,讲就很差劲了。可是第二年考得就比较好了。高雄中学的考试,笔试日语、化学、英语什么的,满分100分,但是体育,比如柔道、剑道这些东西不需要笔试的,满分200分。如果笔试的话,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一定都是台湾人,但加上体育,台湾人就靠后了。当时在台湾各地,第一中学都是日本人的学校,第二中学是台湾人的学校,私立学校很少。在高雄,因为日本人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成立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就只有一所高雄中学。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笔试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台湾人,对日本人来说不好看。而且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原来考中学的时候用的都是小学校的题目。

  吕正惠:小学校是日本人读的,公学校是台湾人读的,考试的题目来自小学校的课本。

  陈明忠:这样我慢慢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是拥有几千年光荣历史的中国人,所以我把我们的祖国美化,我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分子。日本投降了,我们很高兴回到祖国怀抱了,结果人家没有把我们当成同胞。光复的时候我还在部队里当兵,16岁。当兵的时候经常挨打。说一件事情。战争期间,为训练对抗美国坦克,在路边挖了一些洞,人躲在那里,坦克车来的时候,就用竹竿挑着炸药包冲出去,刺向坦克车,然后卧倒。有一天我忽然想,只有一个竹竿的距离,一爆炸我就死掉了,卧倒就多余了。我用老实话讲出来了,被打得一个礼拜爬不起来。我气不过跑出去,被宪兵队抓起来,本来应该军法从事,但因为会对队长有影响,所以只把我关了起来。

  后来日本投降了。有一次,我看到十字路口有一二十个人围着一个人,那个人教大家唱当时的中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免费教国语。我说怎么没有听过这个事情,问他们,他们说两三年前就知道日本会输,所以他们学习国语。所以我很惭愧,赶快学习。

  两年以后二·二八事件发生,二·二八最后一仗是在埔里,我在那边当突击队队长。学国语那些人,本来很欢迎国民党,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以后,他们很反对国民党。他们都是中学生,在那时候的台湾算是有文化的。又过了三年,白色恐怖时期,教国语学国语的那些人,二·二八事件打仗的那些人,一个一个被拉出去枪毙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我当时就想,你们走的路我一定要跟着走,我不会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吕正惠:这是他的大舅子绑着出去被枪毙的时候。这是吴石。

  陈明忠:他们死的时候是笑着死的,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我们死了,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们是心甘情愿死的,慷慨就义。

  吕正惠:因为他们被枪毙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

  陈明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八十几岁,我基本上没有违背他们。我说跟着你们走,你们的血照亮的路我要跟着你走,我是一直这样走过来的。

  二·二八被“台独”包揽为自己的功劳

  陈明忠:“台独”说他们是由二·二八来的,好像二·二八变成了他们的道德正当性了。参加二·二八事件那些人后来全部都参加共产党了,在监狱里连共产党的小组长都枪毙了。我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所以第一次判了10年。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有23小时45分钟在房间里面,没什么值得讲,没有事情做,我们就讲二·二八事件的时候究竟死了多少人。算下来大概不到一千多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可是现在民进党说几千、几万人。我有一次到美国去演讲的时候,说死了差不多一千多,好多人不满意,他们说国民党有机关枪。没有错,但机关枪射我们,我们不会躲吗?他们说高雄人被杀了30万,我说我是高雄人,高雄只有15万人,把高雄人统统杀光,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再招15万人来杀光吗?所以他们后来问我是不是台湾人,我说我祖先跟郑成功来的,早就是台湾人了。

  土地改革的问题。我家里是地主,所以对土地改革的问题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走共产党这条路?我在高雄中学时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以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当时我看了日本的《三代实录》,书中收录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许多政治历史事件,没有特别立场,只是报道。书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在法庭上的陈述让我很震撼。有个医生加入共产党,被问到为什么?他说,他家是大地主,她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他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医生反问,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对土地改革不会反对,我很希望解放土地给农民。

  有一次我回家,家里的佃户说:明忠你回来啦?那个口气像对日本人的口气一样。我忽然想到他把我当成日本人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工业,地主的土地不给农民种他就没有办法生活,就会饿死了。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人家对我就很好,我都没有怀疑不对,可是后来他跟我讲话的那种口气,肯定以为我是三只脚。人有两只脚,日本人四只脚,台湾人想当日本人,日本人不让他当,所以是三只脚。

  吕正惠:为什么日本人是四只脚,其实是骂日本人是畜牲;台湾人是两只脚的;那些帮日本人办事的是三只脚,就是走狗的意思。

  陈明忠:三只脚对日本人的态度像奴才一样,他们对台湾人不敬礼的,但对日本人敬礼,我很讨厌他们。作为一个人一点尊严都没有,这是很痛苦的,让你跪下就得跪下。后来知道原来好多参加共产党的都是这样来的,参加二·二八的人后来都变成了共产党,跟“台独”一点关系都没有。“台独”什么时候开始的?1960年左右,土地改革以后才有的,失去土地的那些人成了“台独”。“台独”大部分是台南一中、嘉义中学毕业的,因为这里是台湾最大的农地区。所以,我开始了解到原来“台独”和二·二八没有关系。后来台湾经济开始上来,先代理日本的商品,那些代理的人大多是以前的地主,和日本有关系的。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二·二八我从头到尾参加的,所以知道“台独”和二·二八没有关系,“台独”跟土地改革有关系。

  吕正惠:二·二八那些反抗的人加入了地下党,后来都被枪毙了。那些跟日本人合作的地主,他们经济复苏以后就开始卖日本的东西,跟日本合作,开始赚钱。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国民党用廉价的价格买去了,所以对国民党比较怀恨。他们都是亲日的,真正抗日的子弟下场都很差。

  4月16日上午,陈明忠和来自台湾的统派人士拜谒了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碑,这是大陆唯一纪念在台湾隐蔽战线上牺牲的烈士的公共设施。图为陈明忠独自面对纪念碑。


  按照西方的路走我们一定会死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吕正惠:陈先生出狱以后曾经用他的日文阅读能力阅读了日文的左派书籍,思考了中国的革命历程,进行过很辛苦的写作。我们要读他的稿子,要改他的稿子,知道他的中文写作比讲话还麻烦,但他很辛苦地写了一本《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本书当然并不成熟,因为他没有直接在大陆住过,他只能读日本左派的书籍。他阅读中文很慢,所以这本书不能说很成熟,可是里面有一些想法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陈明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在台湾坐牢,看到“伤痕文学”,非常痛苦。被捕了我们知道一定会刑求,或者死,或者坐牢,但并不痛苦。可是“伤痕文学”让我回想起来就痛苦,怎么共产党变成了这样?我为了它都可以牺牲,它怎么变成这样?我非常痛苦。在台湾统派和左派是分开的,赞成统一的人不一定是赞成社会主义的,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又不一定赞成统一。对改革开放有不同的理解,好多人对统一不敢公开反对但是不热心。

  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毛主席说,有人告诉我邓子恢犯的错误是小的,他背后有一个人是摇羽毛扇的,这个人叫杜润生。毛主席说这个人我接触过几次,在土改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思想方式、他考虑问题的角度都不像你们所说的是那么坏的一个人。我要跟他单独谈谈。当时已经决定把他流放到海南,海南那时候也不是省,是一个行政区。结果毛主席和他谈得很愉快。在这么愉快的情况下,主席请他吃饭。谈笑风生期间主席突然问起来了,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争论你站在哪一边(是斯大林一边,还是布哈林一边)?杜一下子就懵了,他想说实话,但是又不好说。他要考虑主席的反应。主席一下就笑了,说你不用说了,你肯定是站在布哈林那边。布哈林有什么错?他要坚持工农加强商品交换,但是时间能等人吗?斯大林要重工业化,是为了保卫祖国,重工业化就要集体化,要集体化谁反对他就对谁搞肃反扩大化。但是他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东西能不考虑吗?你怎么选择?所以很多东西必须把它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我们有很多东西是不干净的,甚至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东西太多了。包括党内斗争,包括AB团事件都是血淋淋的事情。

  我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路,不能够走外国的路,像奥林匹克。奥林匹克的比赛项目,比赛的规则都是白人决定的。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壮,比如划艇,他们划两下,我们要划三下,怎么比赛,没有办法。要改变一下。我后来看到打乒乓球,西方人打长的,很好看,现在打短的,就站在台子旁边,动作很快,中国人就能赢。打赢了,西方人不高兴,他一定要把台子弄高。规则什么都是人家定的,按照他们的路走我们一定会死掉,所以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有中国的路,我们要遵照国情,不要听他们的。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民主不是现在的民主,我对外国的普世价值很怀疑。我在台湾看到没有钱就没有办法选举。这是很糟糕的。我不相信外国的价值观一定比我们的好,我相信遵照中国自己的国情才是对的。

  〔陈明忠:台湾左统派代表人物,夏潮联合会荣誉会长。吕正惠: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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