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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4.12政变”大屠杀

 

文/仁山智水 来源:破土网 2015年04月12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按】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蔡元培是被自由派神化的一个人,在自由派思潮很大程度笼罩媒体乃至整个知识圈时,蔡元培的另一面也就自然而然被封掩了。





1927年“4·12”政变中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1927年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到达杭州。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张所住的新新旅馆拜访,张静江向他们介绍了有关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反共清党计划,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3月24日,蔡元培与张静江一起去上海,同吴稚晖,李已曾等商量如何配合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大计。

  3月27日,蔡元培迁入丰林桥蒋介石总部行营,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具体讨论与共产党分裂方法。

  3月28日,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和回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报告了他在3月6日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话经过,当时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陈答20年。以此为理由吴认为“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认为“应予纠察”,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刻。

  蔡元培立即附议,并补充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蔡元培主持下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道,并由吴拟具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决议草案。这次会议上把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再次召开国民党监察会议。当时参加国民党监察会议的代表是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弘八人。国民党全体监察委员共有20人,以区区8位代表开会,而称为全体会议,蔡元培再任主席。

  会议通过了吴椎晖草拟《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呈文称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认为“—: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等,均引为共产党人“罪证”,所以“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分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会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

  蔡元培则继之提出了所谓“中国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证据”,及“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两个报告。共罗列了共产党“阻止入(国民)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四项内容,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作“罪证”附后。

  会议在蔡元培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处置的共产党人的名单,共计179人。当然后来蒋介石清党扩大化,实际处置人数远高于此数。

  4月3日至5日,蒋介石,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与汪精卫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

  大概同一时间蔡元培并入住蒋介石所在的上海龙华司令部,为清党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4月8日,由蒋介石指派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等组织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蔡元培为委员之一。

  该会规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其后该委员会就成为上海的事实政权。

  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攻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种种革命行动。

  4月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黄绍弘、邓深如、古应芬、蔡元培一致作出了否认武汉政府,国民政府即迁移南京,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4月18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为成立的国民政府授印并发表演说,提出要消灭武汉国民政府。

  6月20日至21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参加了蒋介石,冯玉样在徐州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取消武汉政府,驱逐共产党,促使宁汉合流。冯玉样在其地盘内进行清党反共。

  当时蔡元培是蒋介石最忠实的盟友,在夏天,蒋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复出的过程中,蔡元培都是最坚定地站在蒋介石身边的支持者。甚至和蒋介石一起下野,在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婚礼上担任证婚人。

  4月12日,由上海开始的“清党”活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及群众五千余人。一时血雨腥风,席卷全国。知识界为之哗然。北京的周作人则连发《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径,并指出:“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现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元老”难却其责。

  蔡元培在清党中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党的态度曾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①: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当然,光是开密会,肯定不够光明正大,凡是都得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背景资料:四·一二清党,屠国民党员近38万

  一般都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只针对中共,给中共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很多人好象忽略了一个事实,国民党搞清党不但是杀害中共党员,还屠杀了一大批对蒋、汪持反对意见,忠实于孙、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国民党员。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到一年后的1929年12月仅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一共5万多人,即使这5万多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党员的一半多。)

  清党为什么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这恐怕是因为国共合作期间,大多数国民党党员忠实于孙,拥护执行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国共双方的基层党员、干部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主张并无太大分歧,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双方早已接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清党分共,不过是国民党反对派上层为争夺北伐战争胜利果实与全国政治权力的谋略手段,并不为大批国民党下层党员及左派所认可,岂是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清党之时,国民党高层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现在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是其白色恐怖,却不知这口号是有针对性的(矛头直指广大基层国民党员)。

  据史料记载,国民党清共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国民党基层党部,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即将当地县、乡或区党部的国民党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如马日事变,湖南的工农革命群众被杀者达数万,而其中的中共党员仅几百人,死于反动派军队屠杀的国民党员却高达数千,当地农村中的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杀光。

  清党使国民党基层组织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南京政府统治中心的浙江也不过69%。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群众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的景况从此在国民党当局身上是完全绝迹了。

  国民党方面有这样一段隐晦的描述,“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何汉文:《如何树立国民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国民党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曾对那个时期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对这43万多被老蒋屠杀的国民党党员,在历史上是难以留下声名的,对中共来说,他们并非自己的党员,自然一般不会被追认为烈士,对国民党来说,他们又都是被“清”掉的敌对异己分子,死不足惜,但我们今天谈论历史,还是不应该忘记这些不辜负中山先生教诲,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真正的三民主义者。

  有人认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给中共带来的损失。因为国民党不但杀掉了大批国民党基层党员,造成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而且彻底割裂了和下层民众的联系。日后许多政策的推行的失败,都源于此。

  悲哀的国民党人员统计数据:

  广东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1926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1934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12236人。

  资料出处:

  (1)《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表、506—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2)《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

  两广与两湖是北伐前后国民党的主要控制地区,从统计数据看1927年清党后到抗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再也没能恢复过来,损失最大的是广西,12万余党员到1934年杀的仅剩5千人,是1927年的一个零头不到。

  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说:“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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