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发注册送彩金 >> 家国天下 >> 前三十年我们扛着全世界围堵
  
        

前三十年我们扛着全世界围堵

 

原题:前三十年我们扛着全世界围堵,后四十年我们在改革中突围


文/陈平 来源:观察者网 2018年09月26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退休。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陈平教授研究范围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复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转型与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史,科学史等。号称:眉山剑客;自励语:翻万卷书,游千里路,会百家才。

  陈平教授长期活跃于大众媒体上,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话题发表评论。较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十问美国的真格总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讽刺和希望》,以及与茅于轼、陈禹、孙涤等人的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验还是逻辑?》


  改革能够在1970年代开放,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前三十年中国打赢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侵掠越南战争),西方国家围堵了中国三十年,承认中国围堵不了,然后才有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见面、建交。

  所以,改革开放的基础不是自己想开放就开放,而是自己先要自强自立,逼对方接受中国的自主开放。这个和鸦片战争时的被迫开放──西方把中国打败,强迫中国开放口岸──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自主开放的游戏规则是我们自己定的。

  那为什么要改革呢?

  因为前三十年中国是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独立的科学、工业、国防、教育体系。而且中国是一穷二白、从无到有的,如果你要造西方“看不见的手”,自身发育的市场,那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目标。中国实际上主要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就是用计划经济──那里面整套规章制度都是为了能集中国力办大事。所以,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远远大于市场经济,那是被逼出来的,不是自愿选择造成的。

  一到改革开放的时候,竞争的环境完全变了,面对的竞争者很多,不仅仅是原来我们目标集中的美帝、苏修两个国家。实际上,面临全世界的企业竞争,包括大量进来的香港、台湾中小企业。那怎么办?所以很多规章制度就得改。

  前期的改,主要是放活。原来好多规章制度太死了,一个一个放松,放松以后看看有什么问题,出了问题再建新规。那么等到后来中国产业升级后,就发现老的规章制度都过时了,所以要建立新的规章制度。

  譬如说像食品、医药,有很多假冒伪劣,东西信息不对称,“看不见的手”怎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不行,所以大量引进新规。中国没有经验,又是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好多新规──尤其是医疗、教育领域──水土不服。

  所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两方面的改革:很多旧规章制度要修改、废除,新规章制度要立起来。

  中国怎么改?如果照西方的办法,改成议会制、投票,那全是利益之谈,得靠博弈。而博弈出来的结果,我告诉你,那是最差的。中国改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我认为就是分区试验。

  讲“中国的改革有个总设计师”,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合实际的。实际上邓小平的思想非常坚定,就是一定要改革开放,不开放中国死路一条,经济不上去,社会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看得很清楚,至于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他不知道。邓小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我认为就是分区试验,让各个地方政府自己试验。

  最开始,争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包产到户。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包产到户施行过好多次了,然后后面就有人反对,说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反对有没有道理呢?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譬如说70年代,我当时在安徽省工作。安徽省前后两任省委书记都非常优秀,前面是万里,他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后面接任的省委书记是原来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后来任职经委主任,双轨制实际上他制定的。

  张劲夫接任的时候不赞成包产到户。当时我还是安徽省政协的特邀委员,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老干部──不光是共产党员干部,包括农村的干部──几乎大部分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理由很简单:

  第一条,包产到户以后,穷困的户怎么办?
  第二条,包产到户以后,原来社队企业积累的集体资产怎么办?你把那些机器都拆分了,那就没法工作了。
  第三条,中国自然灾害频繁,农村公社最大的优越性实际上是修水利工程。搞包产到户以后,水利工程没人管了,那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第四条就是环境污染。


  实际上当时提出来的问题,中央没办法回答,就让各个地方政府自己决定。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第二例子就是公职人员能不能兼职。

  国有企业、政府部门是铁饭碗,而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安全感问题,最希望拿到铁饭碗,所以政府部门囤积了大量人才。实际上政府部门里人才的利用率是很低的,而中国尤其是农村的乡镇企业急需发展,深圳特区开放后新冒出来的企业也非常缺乏技术人才。

  你要知道竞争不是竞争所有制,实际上是竞争人才。我们读《三国演义》,曹操、诸葛亮、孙权都是竞争人才。那么乡镇企业人才哪里来?我调查过乡镇企业。

  无锡一个乡镇企业怎么能搞轧钢厂?因为中国农村发展起来后都在修房子,就需要炼钢铁。原来钢铁厂都是国有企业,怎么会是乡镇企业呢?我后来一问,发现农民企业家真是聪明得不得了。他们就直接跑去访问退休的冶金部长,问他们冶金部里面哪些是最好的工程师。

  那些工程师多在三线企业,而三线企业因为地理条件不好,很多处于濒临倒闭状态,工资都发不出来,待遇也很低。农民企业家挖这些工程师,“你到不到乡镇企业来?来了我们就给你一套房子”。那时在国有企业,你奋斗一辈子也没一套房。此外,开出上万年薪。当时中国人讲万元户,那时国有企业职工什么时候见过万元户?马上就引起了争议。这些人能不能出去兼职?开始兼职是违法的,后来邓小平一个一个放宽政策。

  我体会最深的是出国留学人员可不可以带家属?叫我说,不能让他们带家属,带家属他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这魄力就真的是比斯大林大,说只要中国建设好,他会回来的。大批留学生都是国内兼职,带妻子儿女出国留学,这样他心才安稳,才能更好学到西方东西,现在中国好,大批人又回来了。所以特朗普讲中国“偷”西方的技术,这技术不是偷的,是海归靠人带回来的。

  这个例子就证明,开始改革的时候,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不是私有企业的竞争,是地方政府的竞争。

  地方政府明白我这个地方有什么比较优势,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然后他们有很多创新。中央对这些创新不做结论,很多创新在开始都是违法的,等到做出成果来,其他地区仿效,中央才事后合法化。
 
 
 

连发注册送彩金
Personal Website. Created by Midnight Star .Copyright ©.